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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伏藏》创作缘起-

时间:2021-04-05来源:感情文学网

    首先不得不说,是阿来的小说激发了我的兴趣。当我读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发现了小说的美妙与神奇。后来注意到一些关于阿来生活方面的介绍,觉得自己的经历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上过同类学校,从事过同样的工作,并长期生活于“藏汉文化的交汇地带”。我甚至与他同龄。因而我不但对小说创作跃跃欲试,也梦想让自己的作品企及同样的艺术水平。
    如今看来,那样的比较是没有道理的。那相当于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德国,二十世纪初毕业于某理工学院,然后从事过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都可以与爱因斯坦一样写出震惊世界的相对论。
    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阿来誉满天下的时候,我才刚刚萌发作小说的念头。不久就发现了更大的不同:他是个充满了灵性的游刃有余的作家,而我由于当时新闻记者的身份,总是执著于对客观事物进行客观的描述。
    而我又是个偏爱钻牛角的人,往往深陷于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这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基调,不可能给读者带来轻松和愉悦。
湖北看癫痫医院哪家强     还有一些“机缘”似乎在暗中左右着我。当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阿富汗、伊拉克正在发生战乱。枪炮声爆炸声不绝于耳,让人不得不思考:美英等超级大国试图以暴力制服暴力,为什么暴力得不到遏制,反而在不断升级?“基地分子”的人体炸弹,“9·11”血腥事件,几乎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征兆。在联合国,在安理会,人们总是呼吁对话解决问题,可事实上一些国家在选举领导人时,公民会无意识将选票投给那些强硬的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震慑恐怖分子,只有他们才能给国家带来安宁。佛经上说:“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东亚、北非暴力频现,便有了那些貌似正义的大国对其的暴力;反过来说,有了世界霸权者的暴力,那些虽然弱小却不甘受辱者的暴力愈加被催生出来。这种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同时也会殃及池鱼,酿成人类共同的灾难。
    因而这部小说的创作,乃是处于对未来灾难的恐惧。
    恐惧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在心底,那是过去灾难投射的阴影。民国十八年的洮州,发生在我父辈少年时期的逃亡事件,经他们反复提及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个充满恐怖和苦难的年代癫痫病患者应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军阀混战,匪患四起,干旱,冰雹,洪水,地震,善良百姓无处逃生。我曾以《洮州,民国十八年》为题,以散文诗的形式再现那个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我已写出了它的上部,油印成册分送给我的几个兄长征求意见。结果他们都不赞同我那样做。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今再回头去看看那个册子,就可能发现它仅仅纠缠于事件本身,并且充满了一己的怨恨。后来那个册子就被彻底销毁了。然而在我心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灾难不会因岁月的流失而被淡忘。
    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善良的人们都在渴望安宁,可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持久的安宁?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让我的故事跳出了洮州的局限。与希尔顿将想象中的香格里拉安排在雪山丛中一样,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安多藏区,我假设了一个“木道那”山寨,那藏语名称的意思是“流浪者的避难所”。那里生活着来自各地的流离失所者和盗贼、乞丐、麻风病人。在那个特殊而成分复杂的群体中,一位反对暴力、推行佛陀式宽容与慈悲的代表人物阿克洛哲应运而生。在他的带领下,乌合之众开始团结起来,共同建造属于他们的理想家园。经过艰苦努力,他们在木道那实现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者的和睦相处,而且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他们的愿望也最终达成一致,那就是人的尊严、自由西安治癫痫较好医院和爱。同时,以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为原型的“红色汉人”扎西受命进入草地,秘密召集各大部落头人会议,成立了藏民大同盟,号召大家团结抗争,摆脱西北马氏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一个失去家园的汉族青年医生带着他的妹妹也辗转投奔木道那,他按照阿克洛哲的吩咐,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那一切。
    那种乌托邦式的创造也许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成功,其寿命也将是昙花一现。但我觉得它的命题非常久远,足以贯穿人类生存的全部过程。
    青、甘、川三省边缘的安多地区,过去一度被称为“神秘的羌海”,很少有外人涉足。我在小说中努力呈现那个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涉及了当地民间的宗教文化和超自然现象等形而上问题。我曾徒步行走于甘、青、川的牧场村寨,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安多藏区。那样的行走和体验给了我学校和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青藏高原藏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原始苯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而那些文化又浸染了太多的超自然和形而上的成分。我认为人类生存的轨迹恰是如此:原始蒙昧时期和被毁灭的终极时期,都会发现并关注超自然的存在。在我们尚且对其懵懂无知的“超自然”中,却可能蕴含着宇宙间客观存在的自然定律。
    武汉治癫痫病好医院哪家好阿来的作品激发了我写小说的冲动,也让我记住了这样一句话:“动人的故事,容易产生在文化交汇的地带。”本世纪以来,文化交汇地带的作品大量涌现,乃至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迅速揭开了那些地区固有的或者人为的“神秘面纱”。这似乎印证了“边缘即中心”的论断。可惜我不是才情飞扬、以玩转文字为乐的人。我只是将自己的想法演绎为虚构故事,或许应该称之为寓言故事。仅此而已。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部作品的完成有赖于我的许多藏族朋友,他们给了我真诚的勉励和热情帮助。被誉为唐卡大师的泰奥·吉美认真阅读了我的初稿,然后欣然命笔,为之绘制插图五十多幅,使安多藏区的风物人情更具直观效果;著名藏文书法家桑吉扎西为之题写了书名,使作品增色不少;两个扎西才让——作为青年诗人兼刊物编辑的扎西才让最初提出了“图文并茂”的方案,作为报人兼学者的扎西才让翻译并书写了“木道那寨规”,而且始终是我百问不厌的民俗顾问。还有其他给予过这样那样帮助的朋友,难于在此一一列举。他们为之倾注的真情,值得我终生铭记。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是“木道那”,由出版社确定改为现名,取自作品中“引子”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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